第360章 民族的未來

　　我跟文學界的朋友聊天，有人跟我說，他以前在汨羅江邊插隊，離著他不到二十公里就是屈子祠，他聽著當地的方言還能與楚辭當中的用詞聯繫起來。
　　我記得忠實同志跟我說，他的老家叫灞橋村，就是“灞橋折柳”的那個“灞橋”。　　春秋時秦穆公建灞橋，《雍錄》上記：此地最為長安衝要，凡自西東兩方而入出、潼兩關者，路必由之。　　王昌齡著《灞橋賦》曰：惟於灞，惟灞於源，當秦地之衝口，束東衢之走轅，拖偃蹇以橫曳，若長虹之未翻。　　從他們的口中，我們依稀可以窺見如今的農村在千百年前也曾是人傑地靈、風雲匯聚之地。　　像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比如我讀沈叢文的文章，就對湘西多加註意，據史料記載：　　在公元三世紀以前，苗族人民就已勞動生息在洞庭湖附近。這裡也就是苗歌中傳說的‘東海’附近，為古之楚地。　　後來，由於受天災人禍所逼，才沿五溪而上，向西南遷移。　　這也就是傳說中蚩尤為黃帝所敗，蚩尤的子孫撤退到山中的故事。　　苗族遷徙史歌《爬山涉水》，也隱約反映了這段西遷的悲壯歷史。　　這麼多的例子放在眼前，讓我不得不思考一個問題。　　那就是幾十年來，我們對於‘農村’的定義是不是太過狹隘了？　　或者我換個說法，我們的文學作品對於‘農村’的講述是不是太過片面了？　　我再進一步說，我們刻意將‘農村’這個概念從我們的文化中獨立出來，更多的是為政治服務，但卻忽略了我們民族文化的根。”　　林朝陽講話的語氣不少有慷慨激昂的時候，他總是娓娓道來，不疾不徐，今天的發言他依舊是如此。　　可在場眾人聽著聽著，臉上的神情卻越來越嚴肅，有些人連坐姿都忍不住正式了起來。　　因為大家都發現，林朝陽似乎在提出一個很大膽的概念――“民族文化的根”。　　要知道在近幾十年裡，國內的文化界、文學界對於“民族文化”這個詞是極其敏感的，因為這個概念與上面強調的意識形態是有些格格不入的。　　眾人咀嚼著林朝陽提出的這個概念，面露沉思。　　那些原本對於之前的發言興致寥寥的外省作家們這會兒臉上也露出了興奮之色，很顯然林朝陽的發言刺激到了他們內心的興趣。　　林朝陽沒有去看在場眾人的反應，而是自顧自的繼續說道：　　“我個人認為，文化是根植於民族主體之中的，而文學則是文化的具體反映。　　輕易的隔斷傳統，失落氣脈，那麼我們的文學必然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根之木，很難有新的生機和生氣。　　五四以來，我們的文學界習慣了朝西看，如飢似渴，勇破禁區，大量引進、模仿、借鑑外國文學作品的創作思路、技法。　　我不能說這種做法是不對的，因為我本人也受到過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滋潤。　　但我們應該明白，外國的文學所反應的是外國的文化、外國的歷史，冒然僵硬的套用在中國身上並不是一個好選擇。　　我們的作家應該將目光投注到我們腳下的國土上，不僅僅是關注政治，關注現在，也要回顧我們民族的昨天，展望我們國家的未來。　　可能有人會覺得我的這種想法是出於戀舊情緒、地方觀念或者是對某些落後文化的復辟，但我想說的是：　　對於民族文化以及歷史的重新認識和民族審美意識的覺醒，關乎到我們中華民族今後走向偉大復興的腳步是否堅定。　　如果我們一味的去用政治的角度去看待文學創作，又或者是一味的追求其他民族的表現形式，那麼這兩種行為對於我們民族文化的迭代發展、向上追求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　　丹納在《藝術哲學》中認為：人的特徵是有很多層次的，浮在表面上的是持續三四年的一些生活習慣與思想感情，不消幾年就全部換新。　　下面一層略為堅固些的特徵，可以持續二十年、三十年或四十年，要等那一代過去以後，這些思想感情才會消失。　　往下第三層的特徵，可以存在於一個完全的歷史時期，雖經劇烈的摩擦與破壞還是巍然不動，比如說古典時代的法國人的習俗，這個特徵附帶或引申出一大堆主義和思想感情。　　但這無論如何頑固，也仍然是要消滅的。　　比這些觀念和習俗更難被時間剷除的，是民族的某些本能和才具，如他們身上的某些哲學與社會傾向，某些對道德的看法，對自然的瞭解，表達思想的某種方式。　　要改變這個層次的特徵，有時得靠異族